北国的灵魂是郁郁的深沉

---------------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作品观后感

我几乎没有做什么选择，仅仅是看了一眼四组画的标题，就下意识的决定写这一组的观后感，尽管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巡回展览画派。略略浏览下来，几乎还没有什么明确的感受，脑子里就莫名其妙的跳出了这个题目，以至于反而难以动笔。

或许是来自北国的我在精神上太偏执于自己心中的北国，以至于一看到俄罗斯三个字就有一种毅然决然的冲动，庆幸的是，这种冲动并没有以失望终结，而是成为了收获的开端和找寻的伊始。

点着鼠标把这一张张画面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一个困惑始终萦绕着我：这种北国气质所特有的辽阔与广袤，这种普希金式的深沉，到底是如何被这些画家用他们的笔舒展出来的。

可能对于很多南地之人，这些画本身就是北国风情，然而对于我，却不是。这些画面于我不是陌生的，而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当然，对小熊和威尼斯肯定不熟悉~）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从同一个视角拍一张照片摆在自己面前，自己又会有何感想？

感动，肯定会有，因为那是勾动内心的景象。所以，相比之下，我感觉这些巡回画派的画给我带来了一种穿透。我所努力的，就是寻找这种穿透的来源和自我内心中被穿透的那个部分。

泥泞对于北国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词汇。当严寒与大雪共同覆盖大地的时候，泥泞只会在一双双脚下出现。雪粘着土一起被鞋底翻起，又被一次次的碾压在一起，些许的雪化成冰而融筑在土中，于是雪和土以一种极其复杂的状态胶合在一起。这一切的创造者，都只是一双双艰难跋涉的鹿皮靴。

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对着列维坦的《三月》端详了许久。这幅画真正画出人的存在，在画的下半部，我看到了一个个坚韧的生命，张力十足，就连描绘的方式也是如此的朴实而又富有内涵。

同样，我也难忘萨符拉索夫的《道路》，我从没有看到过这么灿烂的泥泞小路，因为那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何况画中的天气是如此的阴暗。但是，这种灿烂却一点也没有带来魔幻与浪漫，相反，却带给我一种震撼，我突然发现，这种灿烂原来早就在自己心灵的最深处，明亮得一塌糊涂。

这就是他们笔下的泥泞，北国的泥泞，北国的人的泥泞，

雪本身不是一个善于和谐的景色。当我一次次在上海陪着同学欣赏小雪依依的景色时，心中的情结却是悲剧式的，当雪成为树的陪衬草的陪衬甚至是花的陪衬的时候，有与无倒真的无所谓了。雪，既然是铺天盖地的来，不带着些舍我其谁的嚣张，不带着些不计后果的疯狂，又怎么能行。真正与雪一起构成景物的，必然是一种内敛的伟岸。

所以，在列维坦的《布兰克山脉》里，山其实并不美，甚至可以说是丑陋，因为但凡是那些支撑着整个大地山脉必然如此。当这种沧桑被雪所覆盖的时候，雪似乎就和山脉一起成为了沧桑本身的表达：颜色是单调的，但你永远不知道这种单调下蕴含着什么。

同样，对于希施金的《在遥远的远方》，这棵松树的意义在于它被压弯了。有太多的人把松树视为自我的象征，去对抗象征自我世界中的强势的雪。松树真正的气质在于坚韧，而真正坚韧的松树不应该是一颗挺立的刺猬。它的绿色必然是弯曲在枝条之后的，甚至是不应该直接舒展出来的，而是隐隐的在积雪之下等待着我们去透视的。

如果一个人有松的气质，他必然懂得屈起高大的身躯，去承载不尽的雪，不尽的天。这应该是个北国的人。

说实话，我并不懂美术，上面的赏析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生活的感悟。但我对这些画依然充满了感激，因为它们让我积蓄的情感找到了流淌的渠道。我的不能言说、不能共享的那些只能独自怔怔谓然的叹息，有了一张可以凝结住的画纸。而且，说凝结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我相信，就算我们赋予画纸歌唱的权利，这些画依然会选择沉默。所以，我可以独自一人，仅仅用注视表达真正的敬意。

             重拾MSN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民族情绪与外交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并进一步通过其在中日外交行为中的体现讨论其对中日外交现实和未来的影响，指出中国民众对日情绪极端化的倾向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巨大伤害以及其被重视的必要性。

【关键词】

民众 情绪 中日外交 极端化 控制 未来

【正文】

通常情况下，民众对其他国家的情绪不会对国与国的外交关系与外交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除去民族沙文主义彻底泛滥和政权失控的情况，民众受限于自身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无法对其他国家产生明确且稳定的情绪，而且由于民众对外交行为的低认知水平及对政府外交的一贯的“托付”心态，其也极少具有将自我情绪“注入”国家外交的倾向和意愿。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似乎与中日外交的命题关系不大，而其从表面看来，相对于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和钓鱼岛等一系列敏感而重大的问题，中国民众的对日情绪也的确在中日外交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处于非显性的地位。但笔者认为，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与普遍意义上的民众对某一国家的情绪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正是通过其内在特性而体现在与中日外交的紧密联系上。同时，笔者虽然限于知识水平而无法准确的为这个情绪在中日外交中的地位做出评价，但仍试图展示其在中日外交一系列行为中的内在的、隐性的影响力，并且试图以此思路来证实和分析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在今后中日外交中的重要性和需要被重视的必要性。

一、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特质

笔者觉得，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一言以蔽之：复杂。

产生复杂情绪的根本前提是充分的了解和关注。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得上他们对日本认识的深入了，甚至恐怕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规模与中国民众在一个数量级的民众群体（甚至是跨国界的）可以像中国民众关注日本一样关注一个外部国家。首先，中日历史上长期且全面的文化交流史是内在认知的厚实基础，此处笔者不需敷述；其次，中日两国在近代尤其是五四前后的日本留学潮和日本侵华战争两个时期中的“紧密”接触，使中国民众对日本一贯的“日倭”印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大和民族的全面认识，而且这种认识还被内化在“百年耻辱”和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痛楚里；最后，由于中日关系在当代的不断冲突尤其是历史问题的反复涉及，中国民众的对日关注与认知就像木雕上的刻痕般被刻刀一次又一次的加深。同时，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政府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偏重1921-1949的历史时段，一代代开始遗忘抗美援朝的孩子从未对消弱过对日本认识（笔者声明在此处无任何否认爱国主义教育及其内容偏重的观点并表示坚定的支持）。

复杂情绪的外在表现是情感认同的差异，内在特质是价值评判，而且两者在很多时候无法一一对应的分析。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主要外现在对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和领土争端等问题的态度上，更直观的体现在其对日情感上。通过对中日双方进行的相对大规模的彼此间印象调查的综合分析，1988年到2002年，表示“喜欢日本”的中国人从36%下降至10%，“厌恶日本”的从24%上升到53%^【1】，而且在近年来，这一数据持续着这种两级化发展趋势。但笔者认为，这类数据并不能全面体现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内在情况，因为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些数据的波动与中日外交的冷热程度联系紧密，例如在1992年的调查中，“喜欢日本”的中国人达到了最高的40%^【2】。换言之，与其说这些数据在体现中国民众对日的情绪，不如说它们只大概体现出中国民众对日本一系列外交表现的情绪反应。笔者认为，由于中日关系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震荡走低，这些数据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一些事实。

首先，对日极端主义者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稳固的群体，这也意味着中国民众在对日情绪上的分化日益明显。不难看到，以反日为先锋的“网络民族主义者”^【3】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激烈的言辞和辱骂的话语在与日本相关的搜索里随处可见。所谓对日极端主义是指武断地全盘否定日本的思想，典型语句就是“小日本都是武大郎的龟儿子”之类等等。他们认为日本在种种中日问题上的表现都源自其本身的无可救药，他们也不相信不指望日本会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根本性的转变。笔者认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来自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受奴役时间较长、受侵略程度较深的地区如东北地区等，因为据笔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这些地区的反日气氛一直比较浓厚。而由于中国各个地区在侵华战争中所受到伤害程度的天差地别（在日军攻势后期，很多地区尤其是乡郊地区只是名义下被日军占领，有些甚至都不存在形式上的统治），不同民众群体（尤其是不同地域）对日本内在价值认同或否定的程度以及日本的侵略伤害在他们“百年耻辱”记忆中的比重和地位是有巨大差别的，这种差别在中日关系的震荡中也不断分化和定格。除了极端主义者，比较典型的还有主张强硬解决问题的激进派，对日怀疑、但希望其转变的偏右派，持中的温和派，本质上肯定日本、孤立看待政治问题的偏日派和马立诚“新思维”所代表的亲日派。这种隐蔽于中日寒冷关系下的分化，实际上包含着对主导中国民众对日情感基调的斗争。

其次，极端的对日情绪已经在中国活动了温和的舆论空间和肥沃的生存土壤。虽然这种极端化的情绪没有得到认同，但起码已经不再被大多数民众所反对，甚至还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同情。这种空间和土壤的产生与中日关系的不断走低和少有作为息息相关。以“网络民族主义”为例，网络上真正意义的极端反日写手和极端反日的论述文章并不是很多，但它们的知名度、转载率、点击量和跟帖量都高的惊人。笔者认为，大部分的阅读者或许并不认同其中的观点，但他们阅读的目的就是在与极端情绪共鸣的过程中发泄内心无法通过现实宣泄的对日本的郁闷和不满。需要指出的是，偶尔的宣泄或许不足为虑，但在中日关系长时间低位震荡的大环境下，民众情绪右倾化很有可能成为现实趋势。

最后，中国的文化精英无法为民众提供明确的态度导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民众的情绪倾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精英阶层的态度，这一点笔者不做展开叙述。然而在对日态度上，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一直没能给出一个稳定的论调。作为文化的中国人，他们在日本寻找到了几乎被近现代中国抛弃了的中华文化的传统氛围，令他们颇有恍惚如梦的感觉；作为现实的中国人，他们又很难摆脱日本伤痛在他们身上的印记，尤其是在这种伤痛不能被妥善解决的时候；作为不涉政治的中国人，他们又无法对中日关系的现状给出清晰的出路而空怀浓重的疑惑。因此，他们给不出一个控制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内在张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种情绪的变化和发展很难具有稳定性。

笔者认为，在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复杂性分析中不难看出，极端主义的存在和情绪极端化的倾向以及其不稳定性对中日外交关系和行为有着内在的影响。

二、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在中日外交中的处境：被煽动和被利用

在中日外交关系中，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种种问题上一直保持大义凛然和义正词严的姿态，除了历史正义和国际正义对我有利，“十三亿人民坚定不移的态度”恐怕是最十足的底气。又由于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其本身的极端化与不稳定性，当中国政府在中日外交交锋中不愿意或没办法采取实质性手段式，煽动反日情绪可以说是方便快捷而又立竿见影的措施。甚至我们不能称其为煽动，因为其干柴烈火的程度简直达到一个火星就可以引发森林大火的地步。

审慎回视2005年4月席卷中国22个省（含4直辖市和香港特别区，不完全统计）的反日游行示威浪潮，笔者不由得生出一个疑问：这么大规模的社会行为发生的背景仅限于历史教科书和钓鱼岛（笔者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不重要）的简单恶化，如果说这就是游行浪潮的发生原因，那么之后日本政府的许多行为都配得上全国大游行了，如果说这是一种积蓄了很久的情感爆发，笔者觉得从两个时间中实在看不出促成量变到质变的严重性因素。中国政府宣称游行未经批准但官方在游行过程中采取了必要措施，CNN和BBC等国外媒体均怀疑游行是被中国政府纵容的。笔者在对当时社会环境以及游行资料的分析后认为，对于没有什么游行经验的中国民众而言，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呼百应，严密构建起一套游行系统，并在游行内容、组织性纪律性上与政府达成高度协调的背后，中国政府隐性的暗示甚至是引导是必然。

这个事件应该是中国政府在对待民众对日情绪的态度和手段的一个浓缩。首先，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除了正面宣传日本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日关系尤其是近现代中日关系中日方的积极因素一直持低调宣传态度（ODA的冷宣传就是很好的实例），这使得民众对日情绪缺乏积极认知的层面；其次，中国政府一贯对对日极端主义采取“不鼓励、不发对”的沉默态度，这与其对民众中出现的其他极端主义的态度截然不同。比如，在中国互联网一次次的整治大潮中，唯独反日极端主义没被处理过，还活得越发滋润了。可以说，中国政府一直坐视对日情绪右倾化的发展；最后，中国政府以上行为的目的在于在合适的时机煽动这种情绪，以四两拨千金，使其演变成中国在中日外交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单单从手段的效果性上而言，中国政府是成功的。

同样，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也被日本政府加以利用，最集中的体现在小泉内阁执政期间。同样以2005年的游行事件为例，一方面日本媒体抓住游行中一些极端化导致的过激行为不放，大肆宣传；另一方面，小泉纯一郎抓住这一点，树立自己绝不低头的“硬汉”形象，为自己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制造理由。虽然小泉是在偷换美化侵略和个人意志的概念，但起码为他提供偷欢前提的是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极端部分和极端化的倾向（笔者此处无任何反对反日游行的倾向）。

日方的手段起码在国内大大削减了反日游行事件的正义性和冲击力。事实上，在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不断发展的同时，日方没有听之任之，而是采取反煽动的手段，以其他形式来建立中国的疏远感，在满足日本民众对华崛起不适感觉的同时达到外交上的对抗目的。与中国民众对日印象变化相对应，1988年到2002年，表示“喜欢中国”的日本人从57%下降至19%，“厌恶日本”的从6%上升到17%^【4】，到2005年，两个数据更变成6%和40%。

中国政府的默许、宽容与煽动和日本政府的夸大、变形和利用， 最终使中国民众对日情绪成为中日外交斗争中的一种手段，从其效用上看，双方在这个战场上并没有争出个你死我活，而基本维持着均势。

三、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对中日外交现实和未来的影响：可能的失控与严重后果

当中国民众对日情绪成为中日双方在外交中加以利用的一个手段时，其本身也在被利用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并反作用于中日双方，而且随其发展，这种作用将越发明显和重要，因此，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失控意味着严重的后果。

民众情绪应该是健康而稳定的，然而本身就复杂的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在中日政府的利用下进入了“倾向极端化”—“被中国政府煽动反日”—“被日本政府利用成为政治借口”—“民众情绪再次倾向极端化”的循环中来。在这个循环中不难发现，中国民众对日情绪所应具有的弹性的、理性的部分必然会越来越少，而刚性的、极端的部分必然会越来越多，这也必然会导致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在极端和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在中日关系的现实中开始了现象的外化。在2005年以反日浪潮和参拜靖国神社为代表的中日外交交锋过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FDI）在2006年骤减30%，2007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1%^【5】，与之对应的则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外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双双激增。对于日本经济界，在华投资环境中那个一直若隐若现的“情绪”因素终于浮出水面而且终于打破了“政冷经热持续论”的幻想。

经济方面的间接体现之外，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在外交中也不乏痕迹。由于这种过于广泛过于强烈的倾向化情绪，中国政府在对日外交语言的选择上分外小心，生怕一语不慎招来全国骂声。这就导致大量“非战争威胁下最强硬语言”的大量运用，最后使中国在对日外交中陷入外交语言失效的境地。最近一个时期流行于中日关系的词“不信任感”也是明证。

中日关系的和谐道路上有一系列重大而敏感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建设中日关系的关键，但解决不能代替和谐成为目的。如果我们解决了中日之间所有问题，却回过头发现国人都已经成为极端的反日分子，那么解决问题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何况，极端情绪致命之处就在于根本的价值否定，民众的这种情绪倾向必然带来其对中日矛盾的态度由期待解决、希望解决变化为认定无法解决也不不想去解决，这是不是意味着中日关系真的彻底黑暗了？而且，中日政府在极端化的民众情绪面前又有什么回天之策？中国政府在过去默许这种情绪以使其成为自己的外交手段，结果反而有一点被挟持的感觉，在中国民众的自身素质无法驾驭其集体情感的情况下，在中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民愿被由之，不愿自知之”的政治传统下，中国政府能不能重新把握和引导民众情绪的走向？又怎样来引导和把握呢？而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后发接招的日本政府是得寸进尺还是冷静合作抑或是举棋不定呢？日本政府会以怎样的影响和姿态出现呢？……

上文的几个追问，本应是本文的结语部分，但笔者才疏学浅，实在不敢妄下断语。但笔者认为，对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研究绝不是中日关系领域一个应该被忽视或者可以被轻视的问题。以上疑虑和忧惑究竟是笔者的杞人忧天和痴人说梦，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现实解答，下生在此斗胆向方家请教。

【注释】

[1]、[2]、[4]：鲁义，《中日相互理解还有多远------关于两国民众相互认识的比较研究》，第一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86页。

[3]：青山瑠妙，《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中国大众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第一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11页-315页）。

[5]: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参考文献】

1. 鲁义，《中日相互理解还有多远------关于两国民众相互认识的比较研究》，第一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2.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第一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李建民，《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1989-2006）》，第一版，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4.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第一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周立峰主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第一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秋天的叶子，是一片一片落下的。我似乎少有看到叶子从树梢飘落到地上的记忆，或者说有过，却很容易地忘记了。因而落叶对于我，只有树梢上的落叶，和地上的落叶，而我也情愿这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那几秒钟于我是个模糊的空白，因为这种空白似乎总是美的。

大概由于是空白，故而怔怔地设想叶落的方式，便成了我的自行车在柏油路上驶过秋日的黄昏时，只能用刹车来收止的思绪。在我心底，所有秋天的叶子应该是在这个瞬间一起落下的，而且是簌簌般不遗余力般荡漾着落下，而且恰好把我脚下的柏油路铺上松软却宣实的一层层，而且，所有的落叶都彻底的枯黄，却唯有叶脉来坚持最后的坚韧，于是，当宽宽的车胎小心翼翼地碾过它们的时候，我可以在无奈的裂碎声中，听到这个秋天最后的歌声，然后在这歌声中，让自己的思绪不知所终。

然而，秋天的叶子，最终是一片一片落下的，而且慢慢地，一片一片落下了。虫洞不合时宜地留下透明的缺失，更有些许绿色的叶体，只能脉脉地遗憾。何况，还有让秋天变得漉漉和沉沉的小雨，所以尽管我宁可忍受冷的雨滴和冷的风而缓慢地控制着我的车轮，也只能听到这些黏在地上的它们漉漉的沉默，除了偶尔的叹息。我的思绪，也终于不得不在冰冷的迟钝下，现实地清醒了起来。

清醒，不过是用现实打破一个梦，然后让现实因梦的破碎而美，让梦因为被打碎而美得一塌糊涂。或许秋天本就是这样，或许干脆就不是这样，但对于一片片的叶子的落下，它落下，还是没有，抑或怎样，似乎没有关系了。我只想，就在它与叶梢离别的刹那，我可以听到它倦懒的曼歌，虽然不过是听到的一霎的曼歌。而且，有灵魂的气息在这断裂中软软地升腾，又淡淡的消失地弥漫。一片片的逝去，一叶叶的弥漫，或许，当最后一片叶子颤巍巍的坠落之时，秋的灵魂才蕴蓄了起来，浑厚了起来，也终于可以自由地，哭泣了起来。直到这灵魂被冰冷的雨滴融化在地上一点点干涸，或者在冰冷的风中蜷缩在屹立着的死去般活着的枝干里，轻轻地，活着般死去。

我在想，它是不是情愿死去，好把一个苦涩的萌芽留给一个不可期待的，不经意的目光。它或许不愿意被诗人看到，或许也更不愿意被心灵感知到，大概就因为生命是如此般的不经意，灵魂更是如此般的不经意。是不是这种不经意，只有在有点钝涩的老钢笔划过一叠厚实的旧纹纸时，才会被蓝黑墨水经意得酣畅淋漓，还是继续着，不经意的惆怅下去。是不是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有个人在落叶的意义中，孤独地迷离，好让叶的落下，终于,可以迷离。

大概，我看到过一片叶子，它已经凋落了，却还不曾落下过。或许，在那个永远飘落的世界里。

  

也许

在高高的夜空中

悬挂着一个闪亮的梦想

却无法像星星一样

照亮这个黑暗的迷茫

 

也许

在深沉的脚步下

开拓着一条精彩的道路

却无法像磁针一样

指出我们前行的方向

 

也许

在跳跃的火焰上

燃烧着一个疯狂的灵感

却只把这个现实映衬得

更加冷漠

    从今天起会定期更新！！！

　   “明天闭幕式上，我们中文会场需要出一个节目。”主席的话使会场又活跃起来。
　　“埃塞俄比亚代表动议主席进行深情诗朗诵。”
　　还没等表决……
　　“主席动议埃塞俄比亚代表进行深情诗朗诵！”
　　你们怎么都同意呀？停停停，这个动议不合法！
　　……
　　10月14日，中午。我们和巴西代表共获“最佳代表团奖”，四天的互相“对抗”都在相互一笑中泯灭。
　　最近，我正在和许多当时的对手共同准备着北京模联大会……
　　经历了这些，我想这样概括模联：
　　没有永恒的利益，只有永远的朋友。

 

      此文系《中文自修》约稿，后被肢解，以组稿形式发表在《中文自修》2006年1月专题上，获稿费100元。感谢机器人刚刚，他不辞辛劳地为至今不会盲打的我加班加点录入这篇4000多字的文章，使我按时交稿，欢迎大家到他的space去。

　　10月13日，会议最后一天，中午。果然，四国集团最先提交了决议草案1.1，而意大利代表也出人意料地提了一个让人看不大懂的草案1.2。经过故意的拖延后，我们和巴基斯坦共同提出的成为草案1.3，即最后一个草案。
　　会场气氛空前紧张，不断的有代表动议有主持核心磋商和自由磋商，不停地举牌表示同意或反对。拿着意向条的工作人员到处飞奔……两派的发言针锋相对，大家基本都是老调重弹，但互相反驳的成分明显增加，情绪激烈的发言一个接一个，似乎没完没了。中午休会前，发言还没结束，会议延期。
　　下午的情况与中午差不多，但大家明显期望着尽快表决。会议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后，巴西动议结束发言，开始表决。我此时表示反对，指出没有听到阿根廷对于巴西入常的表态，这实际是在暗示前几天缺席的阿根廷代表发言。果然，阿根廷代表明确表态反对巴西入场，却也同时指出在发言中直接提出巴西和阿根廷的问题是不合适的。我立即认识到自己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在发言中分析他国矛盾实在是不明智的行为。事后想到“最佳风度奖”的得主杨悦同学，无论气氛多紧张，他的发言都温文尔雅。随后，此动议被通过，开始表决决议草案（我投了赞成票）。
　　任何提案和修正案通过需要2/3的绝对多数，在被否决后，代表可以动议重新表决，需要1/2多数票。在草案1.1和1.2的修正案被否决后，草案1.3的修正案历经磨难，因为目前它的支持者超过1/2而又不足2/3，因此被一次次地表决，真让人紧张的都不知道什么是紧张了。遗憾的是，它被否决了。
接下来是最激动人心的本案表决。这个过程十分漫长，因为代表要按主席点名报出“同意”“反对”或“跳过”。草案1.1被否决，马上就有国家动议重新表决，又被否决。“四国集团”的努力彻底失败了。草案1.2的情况相似。此时，后提交草案的优势出现了，“四国集团”部分国家在我们提出的1.3中仍能获得一部分权益，第二次投出了赞成票。可是，草案1.3出现了与修正案相同的情况，每次与2/3的票数都差之毫厘，然后再被重新表决……一次，两次，三次……
　　我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那些投弃权票的国家身上，看着“步履艰难”的工作人员拿走意向条，心里真说不出来是什么感受……
　　古巴！古巴的一票赞成成就了草案1.3！随着主席一声兴奋的“通过！”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埃塞俄比亚成功解决了全球关注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一跃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回头一看，没有兴奋，没有失望，挂在每个饥肠辘辘的代表脸上的是深深的疲倦。

　　第三天的会议我因故无法参加，事后我遗憾万分，因为我错过一场激烈的冲突，可能也是附中模联历史上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以下是对吴昊同学叙述的再回忆，有失真之处请谅解：意大利代表把几个缺席国家的牌子放到了自己面前，声称他获得了该国代表的授权，代表这些国家表决。主席要求他拿出证据，他无法提供。然后有人动议对意大利代表是否具有这种权力进行表决，结果否决。意大利代表对此动议的合法性与主席争执，而主席也无法举出确实的模联规则反驳。第三阶段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消磨于此。
　　我认为大会主席十分精彩地完成了她的工作（她代表我校参加了北京模联大会），这也是中文会场的一致意见。。面对一群零经验的代表们，“零权力”的她屡次用恰到好处的建议推动了会议的进行。在点出发言代表这样的细微之处，她始终在保持公平的前提下，使各方能连贯地表达观点，还能及时调节会场气氛。
　　而提到意大利代表，他留给很多代表的印象可能是十分激烈的情绪，十分不连贯的发言和发言到时后一边退场一边“坚持发言”的样子。我清楚地记得，他每次发言时会场内都会发出一阵轻笑。而在我看来，意大利代表应该被每个人所尊敬：它是中文会场最坚定，最投入的代表。他的着服一直是中文会场最标准的；每次发言他都全神贯注，尽管内容和表达混乱，但他对“四国集团”主张的态度却十分坚定，这在会议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尽管他每次发言都会带来台下的轻笑，但他从不放弃，一次又一次地高举“Italy”；尽管所有代表都看得出，只要有其他国家举牌，意大利就没有被叫到的可能，但他会一直坚持到只有他一个人举牌……我想，那些轻易地把自己国家托付出的代表，又怎么能和意大利代表相比呢（我相信他肯定获得了授权）？也只有这种全身心投入的态度，才能使你在模联中有所收获。
　　此时会议上的形势逐渐明朗起来，两大集团的主要国家都在赶制决议草案，对各国代表作最后的努力。

　　会议结束后，一名会议助理向我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促使我分析了一下会场的情况，并发现了问题：没有人来推动会议前进。只有把会议引向各方矛盾集中的地方，展开集中的讨论，才能使观点相似的代表互相靠拢，形成集团，提出决议。而由于主席团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只能通过建议的方式，暗示代表这样做。
　　我马上意识到机会的来临，改变了对于埃塞俄比亚的定位：成为推动会议的国家。从此，埃塞俄比亚开始了在模联中的优秀表现。事后看来，这其中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估计在附中以后的模联大会上，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黑马了。
10月11日中午会议召开前，我赶到会场向代表宣传我即将提出的动议。此时我发现有两三个代表和我想到了一处。果然，会议一开始，印尼代表就动议一个有主持核心磋商，可惜没有通过。等一个主发言国发言后，我动议一个有主持核心磋商，讨论“安理会是否应该增加常任理事国”，通过。事实上，我和印尼代表动议的内容差不多，获得通过的原因却很特别：我认识很多代表。由于参加学生工作和性格开朗的缘故，我和模联中的大部分代表都是朋友或早已认识，而一个陌生人的游说和一个朋友的建议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着也使我之后的游说十分顺利。
在整个磋商中，我第一个发言，表示希望各国以联合国整体为出发点进行改革。各国的主要矛盾就集中于此，因此后面的发言十分精彩，“四国集团”和“团结谋共识”真刀真枪地比划了起来。而且由于发言时间限制在45秒，台上的火药味十足。这轮磋商结束后，在主席建议下，有代表动议延长磋商，又是一轮唇枪舌战……两轮磋商后，会议时间也基本到了，之后是几个的发言，会议结束。
当时，会场形势逐渐清晰。各国都表明态度，分别加入“四国集团”和“团结谋共识”。我分析了一下，认为“四国集团”必败，“团结谋共识”未必胜。因为在附中模联选取的三十多个国家中，“团结谋共识”的铁杆成员数量就足以保证“四国集团”的草案被否决，而由于“四国集团”成功拉拢了另外五个非洲国家，“团结谋共识”在会场上又没有一个像巴西那样的领头羊，故而“团结谋共识”也很难拥有2/3的多数票。
　　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定加入“团结谋共识”，并力争通过一个决议草案。考虑一番后，我的思路基本成型：增加可连选连任的和不可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同时对非常任理事国进行地域上的数量划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四国集团中的国家。
　　之后我来到会议指定的地点进行游说，并说服一些四国集团中的国家把我们的提案作为第二选择，我也因此决定使自己的提案靠后表决。

接下来，我看到了模联的规则。初看下来，我只能这样形容：枯燥，零散，不知所云。但耐心的阅读和思考后，我不得不承认它堪称完美：作为规则本身，其逻辑性无懈可击；而应用起来，它能充分保证联合国的会议公平，高效和灵活。也正是对这份规则的充分理解，使我们在大会上总能以合适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9月中下旬，我们开始着手撰写立场文件。我负责埃塞俄比亚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立场文件。相信当时很多代表都在为如何在一页A4之内清晰和精妙地表达国家立场而发愁，而我却在为怎样写出没有立场的立场文件而苦苦思索。因为当时我觉得在与议题关系不大的情况下，暧昧的态度会使埃塞俄比亚的一票成为各方笼络的重点，也可以由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而过早表态无异于自投罗网。
　　此时，附中模联的气氛也日益浓厚，论坛上贴满了各国的立场文件。浏览一番后，发现很多代表对自己的国家与议题十分了解，所言与各国政府一般无二。同时，“四国集团”与“团结谋共识”也开始了活动，几个主要国家开始到处打探，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10月10日中午12：30分，复旦附中首届模拟联合国大会正式召开。我所在的中文会场弥漫着紧张与兴奋的气息。
　　对于绝大部分代表来说，1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议是新鲜而平淡的。新鲜在于那些小的插曲：点名时需高举国家的标牌，可有些国家举的是空牌：印有国名的纸签在举牌的过程中滑掉了；主席提醒时间用的小锤子，其实是我们学工时的作业。还有那些在各个国家传来传去的意向条，南非的意见条上印着国旗，十分漂亮。我临时问同学借来一沓折叠式的草稿纸，结果一个工作人员看了半天，冒出一句“好专业啊！”让我笑了好一会儿。后来她手里握了一把意向条，就是不知道目的地在哪，我顿觉轻松：原来大家都没有经验……
　　平淡也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按照流程，大会首先确定议题，各国普遍倾向于议题A，获得通过。之后开始发言，不断有国家加入主发言名单，前后有十多个国家发言，也完全表达了各方的态度：“四国集团”和“团结谋共识”的主要国家都明确表态。其他国家表态不一。我当时觉得大家说了许多，却像是在自说自话，没有形成集团。而在会议中，大会主席不时建议大家动议自由磋商或有主持核心磋商，可是没人响应。

模拟联合国，我第一次听到它是在附中升旗仪式上几位同学的发言中，当时他们刚刚代表我校参加完北京模拟联合国大会。
　　这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兴趣。我们天天听到“联合国”这个词，却很少接触到它的运作方式和内容。在浏览了附中主页上我校参加北京模拟大会的一些情况后，我发觉模联能使我真正地了解联合国，并且是一项有趣又充满挑战的活动。
　　05年6月份，教室黑板上出现了复旦附中首届模拟联合国大会的报名表。这令我大吃一惊：附中模联发展得实在太快了。我毫不犹豫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准备和我班吴昊同学一起并肩作战。
但随之而来的国家分配和议题令我们俩大失所望：抽签后我们成为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大会所讨论的议题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和“全球核不扩散体系”中产生。
　　作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首，埃塞俄比亚经济十分落后，依赖原材料出口，人均GDP仅为109美元；其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平均寿命只有44岁；其政局混乱，同时与邻国厄尔巴尼亚存在严重武装冲突，使其在非洲原有的政治影响力正逐渐下降……看到这些，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与这两个议题搭不上边。
　　但我们没有放弃，也不能放弃。或许这正是模拟联合国的一个独特之处：无论国力强弱，当你成为国家代表的一刻，就会马上感受到自己身上的“重任”：你是一国的形象，你是人民和政府的口舌；你的义务就是为自己的国家争得最大的权益，保持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你可能会一言不发，但你必须聚精会神，时刻准备着发出自己国家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重托”。因此我们尽全力了解关于埃塞俄比亚和两个议题的点点滴滴，甚至知道埃塞俄比亚的老虎饿得直咬人，甚至准备好当美国和日本的簇拥，因为美日是我们的头两大援助国……那一段时间，我们简直就是埃塞俄比亚人。而这种投入的态度为我们后来在大会上的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很多国家代表和我们走过了一段相同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后来在模联的论坛上看到日本代表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饱含深情却没有一个“道歉”之类的词语，我感到由衷的理解和佩服。

沧桑有梦，

逝者无声。

一叶一落，

流水流年。

砺于旧岁，

待以新辰。

青如子衿，

悠有我心。

倾情以露，

把贺君辰。

 

呼呼过生日，手机发过去的。

 

从抚顺到上海一年半了.

生活在我心中堆叠了太多的块垒.

我知道这时候最适合写诗,写文章.

诗  人  生活. 我的认识似乎都进了一境.

且行且吟吧.

      一直想有一个安安静静写诗和写文章的地方,碰巧遇上的过客也能安安静静的读.萍水是缘,一份安静最美不过了.但愿这次不会无疾而终了.

      谢谢刚刚,他精心布置的space让我动了"凡心".

      一切安安静静.

 

 

     homerfa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