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民族情绪与外交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并进一步通过其在中日外交行为中的体现讨论其对中日外交现实和未来的影响，指出中国民众对日情绪极端化的倾向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巨大伤害以及其被重视的必要性。

【关键词】

民众 情绪 中日外交 极端化 控制 未来

【正文】

通常情况下，民众对其他国家的情绪不会对国与国的外交关系与外交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除去民族沙文主义彻底泛滥和政权失控的情况，民众受限于自身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无法对其他国家产生明确且稳定的情绪，而且由于民众对外交行为的低认知水平及对政府外交的一贯的“托付”心态，其也极少具有将自我情绪“注入”国家外交的倾向和意愿。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似乎与中日外交的命题关系不大，而其从表面看来，相对于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和钓鱼岛等一系列敏感而重大的问题，中国民众的对日情绪也的确在中日外交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处于非显性的地位。但笔者认为，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与普遍意义上的民众对某一国家的情绪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正是通过其内在特性而体现在与中日外交的紧密联系上。同时，笔者虽然限于知识水平而无法准确的为这个情绪在中日外交中的地位做出评价，但仍试图展示其在中日外交一系列行为中的内在的、隐性的影响力，并且试图以此思路来证实和分析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在今后中日外交中的重要性和需要被重视的必要性。

一、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特质

笔者觉得，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一言以蔽之：复杂。

产生复杂情绪的根本前提是充分的了解和关注。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得上他们对日本认识的深入了，甚至恐怕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规模与中国民众在一个数量级的民众群体（甚至是跨国界的）可以像中国民众关注日本一样关注一个外部国家。首先，中日历史上长期且全面的文化交流史是内在认知的厚实基础，此处笔者不需敷述；其次，中日两国在近代尤其是五四前后的日本留学潮和日本侵华战争两个时期中的“紧密”接触，使中国民众对日本一贯的“日倭”印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大和民族的全面认识，而且这种认识还被内化在“百年耻辱”和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痛楚里；最后，由于中日关系在当代的不断冲突尤其是历史问题的反复涉及，中国民众的对日关注与认知就像木雕上的刻痕般被刻刀一次又一次的加深。同时，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政府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偏重1921-1949的历史时段，一代代开始遗忘抗美援朝的孩子从未对消弱过对日本认识（笔者声明在此处无任何否认爱国主义教育及其内容偏重的观点并表示坚定的支持）。

复杂情绪的外在表现是情感认同的差异，内在特质是价值评判，而且两者在很多时候无法一一对应的分析。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主要外现在对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和领土争端等问题的态度上，更直观的体现在其对日情感上。通过对中日双方进行的相对大规模的彼此间印象调查的综合分析，1988年到2002年，表示“喜欢日本”的中国人从36%下降至10%，“厌恶日本”的从24%上升到53%^【1】，而且在近年来，这一数据持续着这种两级化发展趋势。但笔者认为，这类数据并不能全面体现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内在情况，因为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些数据的波动与中日外交的冷热程度联系紧密，例如在1992年的调查中，“喜欢日本”的中国人达到了最高的40%^【2】。换言之，与其说这些数据在体现中国民众对日的情绪，不如说它们只大概体现出中国民众对日本一系列外交表现的情绪反应。笔者认为，由于中日关系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震荡走低，这些数据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一些事实。

首先，对日极端主义者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稳固的群体，这也意味着中国民众在对日情绪上的分化日益明显。不难看到，以反日为先锋的“网络民族主义者”^【3】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激烈的言辞和辱骂的话语在与日本相关的搜索里随处可见。所谓对日极端主义是指武断地全盘否定日本的思想，典型语句就是“小日本都是武大郎的龟儿子”之类等等。他们认为日本在种种中日问题上的表现都源自其本身的无可救药，他们也不相信不指望日本会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根本性的转变。笔者认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来自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受奴役时间较长、受侵略程度较深的地区如东北地区等，因为据笔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这些地区的反日气氛一直比较浓厚。而由于中国各个地区在侵华战争中所受到伤害程度的天差地别（在日军攻势后期，很多地区尤其是乡郊地区只是名义下被日军占领，有些甚至都不存在形式上的统治），不同民众群体（尤其是不同地域）对日本内在价值认同或否定的程度以及日本的侵略伤害在他们“百年耻辱”记忆中的比重和地位是有巨大差别的，这种差别在中日关系的震荡中也不断分化和定格。除了极端主义者，比较典型的还有主张强硬解决问题的激进派，对日怀疑、但希望其转变的偏右派，持中的温和派，本质上肯定日本、孤立看待政治问题的偏日派和马立诚“新思维”所代表的亲日派。这种隐蔽于中日寒冷关系下的分化，实际上包含着对主导中国民众对日情感基调的斗争。

其次，极端的对日情绪已经在中国活动了温和的舆论空间和肥沃的生存土壤。虽然这种极端化的情绪没有得到认同，但起码已经不再被大多数民众所反对，甚至还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同情。这种空间和土壤的产生与中日关系的不断走低和少有作为息息相关。以“网络民族主义”为例，网络上真正意义的极端反日写手和极端反日的论述文章并不是很多，但它们的知名度、转载率、点击量和跟帖量都高的惊人。笔者认为，大部分的阅读者或许并不认同其中的观点，但他们阅读的目的就是在与极端情绪共鸣的过程中发泄内心无法通过现实宣泄的对日本的郁闷和不满。需要指出的是，偶尔的宣泄或许不足为虑，但在中日关系长时间低位震荡的大环境下，民众情绪右倾化很有可能成为现实趋势。

最后，中国的文化精英无法为民众提供明确的态度导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民众的情绪倾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精英阶层的态度，这一点笔者不做展开叙述。然而在对日态度上，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一直没能给出一个稳定的论调。作为文化的中国人，他们在日本寻找到了几乎被近现代中国抛弃了的中华文化的传统氛围，令他们颇有恍惚如梦的感觉；作为现实的中国人，他们又很难摆脱日本伤痛在他们身上的印记，尤其是在这种伤痛不能被妥善解决的时候；作为不涉政治的中国人，他们又无法对中日关系的现状给出清晰的出路而空怀浓重的疑惑。因此，他们给不出一个控制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内在张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种情绪的变化和发展很难具有稳定性。

笔者认为，在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复杂性分析中不难看出，极端主义的存在和情绪极端化的倾向以及其不稳定性对中日外交关系和行为有着内在的影响。

二、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在中日外交中的处境：被煽动和被利用

在中日外交关系中，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种种问题上一直保持大义凛然和义正词严的姿态，除了历史正义和国际正义对我有利，“十三亿人民坚定不移的态度”恐怕是最十足的底气。又由于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其本身的极端化与不稳定性，当中国政府在中日外交交锋中不愿意或没办法采取实质性手段式，煽动反日情绪可以说是方便快捷而又立竿见影的措施。甚至我们不能称其为煽动，因为其干柴烈火的程度简直达到一个火星就可以引发森林大火的地步。

审慎回视2005年4月席卷中国22个省（含4直辖市和香港特别区，不完全统计）的反日游行示威浪潮，笔者不由得生出一个疑问：这么大规模的社会行为发生的背景仅限于历史教科书和钓鱼岛（笔者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不重要）的简单恶化，如果说这就是游行浪潮的发生原因，那么之后日本政府的许多行为都配得上全国大游行了，如果说这是一种积蓄了很久的情感爆发，笔者觉得从两个时间中实在看不出促成量变到质变的严重性因素。中国政府宣称游行未经批准但官方在游行过程中采取了必要措施，CNN和BBC等国外媒体均怀疑游行是被中国政府纵容的。笔者在对当时社会环境以及游行资料的分析后认为，对于没有什么游行经验的中国民众而言，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呼百应，严密构建起一套游行系统，并在游行内容、组织性纪律性上与政府达成高度协调的背后，中国政府隐性的暗示甚至是引导是必然。

这个事件应该是中国政府在对待民众对日情绪的态度和手段的一个浓缩。首先，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除了正面宣传日本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日关系尤其是近现代中日关系中日方的积极因素一直持低调宣传态度（ODA的冷宣传就是很好的实例），这使得民众对日情绪缺乏积极认知的层面；其次，中国政府一贯对对日极端主义采取“不鼓励、不发对”的沉默态度，这与其对民众中出现的其他极端主义的态度截然不同。比如，在中国互联网一次次的整治大潮中，唯独反日极端主义没被处理过，还活得越发滋润了。可以说，中国政府一直坐视对日情绪右倾化的发展；最后，中国政府以上行为的目的在于在合适的时机煽动这种情绪，以四两拨千金，使其演变成中国在中日外交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单单从手段的效果性上而言，中国政府是成功的。

同样，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也被日本政府加以利用，最集中的体现在小泉内阁执政期间。同样以2005年的游行事件为例，一方面日本媒体抓住游行中一些极端化导致的过激行为不放，大肆宣传；另一方面，小泉纯一郎抓住这一点，树立自己绝不低头的“硬汉”形象，为自己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制造理由。虽然小泉是在偷换美化侵略和个人意志的概念，但起码为他提供偷欢前提的是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极端部分和极端化的倾向（笔者此处无任何反对反日游行的倾向）。

日方的手段起码在国内大大削减了反日游行事件的正义性和冲击力。事实上，在中国民众对日情绪不断发展的同时，日方没有听之任之，而是采取反煽动的手段，以其他形式来建立中国的疏远感，在满足日本民众对华崛起不适感觉的同时达到外交上的对抗目的。与中国民众对日印象变化相对应，1988年到2002年，表示“喜欢中国”的日本人从57%下降至19%，“厌恶日本”的从6%上升到17%^【4】，到2005年，两个数据更变成6%和40%。

中国政府的默许、宽容与煽动和日本政府的夸大、变形和利用， 最终使中国民众对日情绪成为中日外交斗争中的一种手段，从其效用上看，双方在这个战场上并没有争出个你死我活，而基本维持着均势。

三、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对中日外交现实和未来的影响：可能的失控与严重后果

当中国民众对日情绪成为中日双方在外交中加以利用的一个手段时，其本身也在被利用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并反作用于中日双方，而且随其发展，这种作用将越发明显和重要，因此，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失控意味着严重的后果。

民众情绪应该是健康而稳定的，然而本身就复杂的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在中日政府的利用下进入了“倾向极端化”—“被中国政府煽动反日”—“被日本政府利用成为政治借口”—“民众情绪再次倾向极端化”的循环中来。在这个循环中不难发现，中国民众对日情绪所应具有的弹性的、理性的部分必然会越来越少，而刚性的、极端的部分必然会越来越多，这也必然会导致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在极端和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在中日关系的现实中开始了现象的外化。在2005年以反日浪潮和参拜靖国神社为代表的中日外交交锋过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FDI）在2006年骤减30%，2007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1%^【5】，与之对应的则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外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双双激增。对于日本经济界，在华投资环境中那个一直若隐若现的“情绪”因素终于浮出水面而且终于打破了“政冷经热持续论”的幻想。

经济方面的间接体现之外，中国民众对日情绪在外交中也不乏痕迹。由于这种过于广泛过于强烈的倾向化情绪，中国政府在对日外交语言的选择上分外小心，生怕一语不慎招来全国骂声。这就导致大量“非战争威胁下最强硬语言”的大量运用，最后使中国在对日外交中陷入外交语言失效的境地。最近一个时期流行于中日关系的词“不信任感”也是明证。

中日关系的和谐道路上有一系列重大而敏感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建设中日关系的关键，但解决不能代替和谐成为目的。如果我们解决了中日之间所有问题，却回过头发现国人都已经成为极端的反日分子，那么解决问题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何况，极端情绪致命之处就在于根本的价值否定，民众的这种情绪倾向必然带来其对中日矛盾的态度由期待解决、希望解决变化为认定无法解决也不不想去解决，这是不是意味着中日关系真的彻底黑暗了？而且，中日政府在极端化的民众情绪面前又有什么回天之策？中国政府在过去默许这种情绪以使其成为自己的外交手段，结果反而有一点被挟持的感觉，在中国民众的自身素质无法驾驭其集体情感的情况下，在中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民愿被由之，不愿自知之”的政治传统下，中国政府能不能重新把握和引导民众情绪的走向？又怎样来引导和把握呢？而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后发接招的日本政府是得寸进尺还是冷静合作抑或是举棋不定呢？日本政府会以怎样的影响和姿态出现呢？……

上文的几个追问，本应是本文的结语部分，但笔者才疏学浅，实在不敢妄下断语。但笔者认为，对中国民众对日情绪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研究绝不是中日关系领域一个应该被忽视或者可以被轻视的问题。以上疑虑和忧惑究竟是笔者的杞人忧天和痴人说梦，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现实解答，下生在此斗胆向方家请教。

【注释】

[1]、[2]、[4]：鲁义，《中日相互理解还有多远------关于两国民众相互认识的比较研究》，第一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86页。

[3]：青山瑠妙，《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中国大众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第一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11页-315页）。

[5]: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参考文献】

1. 鲁义，《中日相互理解还有多远------关于两国民众相互认识的比较研究》，第一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2.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第一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李建民，《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1989-2006）》，第一版，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4.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第一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周立峰主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第一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